上海本轮的新冠肺炎本土疫情
可以说是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
最为严峻的一次
对于很多上海市民而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
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抗疫经历
那就是1988年
上海全力应对“甲肝大流行”
1988年
上海甲肝风波历时5个月
确诊病例数更是“骇人听闻”
↓↓↓
1月18日：43例
1月19日：134例
1月22日：808例
1月23日：1447例
1月27日：5467例
1月31日：12399例
……
1988年5月时已达到31万
△1988年1月28日，黄浦区广东路地段医院门口，化验肝炎的病人排长队
要知道
当时上海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
这次甲肝发病来势之猛
发病之集中
覆盖面之广
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面对当时的甲肝疫情
上海人是如何打赢这场攻坚战的
跟小红（ID：hszs1921）
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吧
一场由“吃”引发的灾难
上海人多爱吃毛蚶，每到春节更热销。它味美又有嚼劲，不愧是上了袁枚《随园食单》的。吃了多年的毛蚶，为何到1988年引来甲肝大流行？追根寻源是两个指向： 病毒来源，爆发途径。
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边探病人边了解食用毛蚶情况：“从病史当中了解到，85%的病人都吃过毛蚶。同时，一户人家有两个以上发病的数字还不少，发病时间比较集中。有这样的饮食史，我们认为和食毛蚶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上海人吃的毛蚶是哪来的？
毛蚶生长于河口和海湾的泥沙中。改革开放后，上海港吞吐量增大，航道拥挤。1987年9月，市港务局实施疏通工程。10月，在长江口启东县江段疏浚时，挖出一个长约20余公里、平均厚度1至3米的天然野生毛蚶集聚带。于是，源源不断的毛蚶运到上海，从4到6角0.5公斤，最后卖到2元钱约5公斤。这批毛蚶因价廉而使往年占据市场的山东养殖毛蚶退出。
1988年，上海市甲肝疫情与毛蚶销售关系图
大快朵颐的人们，忽略了产地水域有污染。 毛蚶感染甲肝病毒比例很高，甲肝病毒聚集毛蚶体内。这些天然集聚带的野生毛蚶，专家认为形成在20年以上，多年积累使这些毛蚶内甲肝病毒具较高浓度。
流行病学教授俞顺章当时为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认为毛蚶与甲肝有关联。他带领科研人员赶往启东采集野生毛蚶标本，在其体内找到甲肝病毒，抓了罪魁祸首的现行。3月5日，市卫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采用核酸杂交方法， 证实启东毛蚶携带甲肝病毒。加上这些毛蚶多为农船运输，使得污染加重，有的农船之前运过肥料却未清洗……
甲肝爆发的另一个原因，与上海人吃毛蚶的方式有关。吃毛蚶仅用开水汆，烫至微开口，露出肉，其实是半生不熟。研究证明，即使在水中沸煮一刻钟也不能完全杀死毛蚶中的甲肝病毒。上海人的这种吃法让病毒进入体内。
传播快则与当时上海居住环境有关。那时的南市被视为“都市里的村庄”，居住条件差，人口密集。饮用水是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之一。时为内科医生的邵影所在的唐家湾，居民多在给水站用公用水龙头，“你拧过龙头我也去拧，回家也不洗手。所以传染得很快，很快就传染开了”。
此外，当时很多人家没抽水马桶。防疫站上门发消毒粉，把病人粪便分开，消毒后再倒粪站，南市区共计指导消毒7243户。
床位告急
想尽一切办法增设收治点
疫情就是命令！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协调全市的行动。各区政府和委、办、局、工厂、企业、街道也成立了肝炎防治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肝炎防治工作的领导。
1988年的春节前后 ，上海各医院的肝炎门诊被蜂拥而来的患者挤爆
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各职能部门迅速展开各项工作。而首要的，就是收治病人。
但是， 上海各家医院当时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而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发病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无法解决甲肝病人的住院问题。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等待诊治，有的怕传染家人，医院没有空床位就自带折叠床、被褥，来到医院，要求立即住院。病人收治已经成为当时的突出问题。
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要求大家一定要统一认识，克服困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设收治点，尽一切可能多收治病人。
随后，上海一些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想方设法腾出仓库、礼堂或其他会议场所，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单位病情较轻的甲肝病人。另外，当时适逢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区就把部分学校的教室改为临时病房，一些小旅馆也被要求空出客房接收病人，部分建好而尚未分配使用的住房，也暂时用来收治病人。
上海一处由单位礼堂改建而成的临时甲肝病房
冲到第一线的
依然是医护人员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34年前，医护人员也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
华山医院毛蚶门诊医生预检患者有无黄疸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里的陈丽萱医生的儿子和女儿同时染上了甲肝，需要她照料，但她一心扑在医院里照料病人。
医院工作人员、归侨方群父亲病危，但她为了治疗甲肝病人的需要，没有请过一天假。父亲逝世的第二天，她就含着眼泪来院上班了。
华山医院感染科医生在甲肝病区巡查
后来的统计显示， 当时上海全市10多万医护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
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1988年，华山医院为应对甲肝疫情，搭建的临时病房
透明公开
才能消除大家恐慌
在甲肝肆虐期间，在上海市领导的指示下，媒体配合，通过多种宣传手段来实现信息公开，以便使市民及时了解疫情。在如此透明公开的环境中，恐慌渐渐消退，战胜疾病的信心逐渐开始恢复。
《新民晚报》及时刊发短文，建议市民减少外出，主动切断传染源
《新民晚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向市民宣传甲肝的防治知识；上海电视台《医药顾问》栏目邀请肝病防治专家宣传肝炎防治知识。
此外，上海市、区卫生教育部门先后印发400万份文字宣传资料，发到千家万户，摄制播放卫生科普电视片5部、发放幻灯片200多套；卫生防疫部门也深入病人家中宣传、指导消毒、隔离工作，并采用各种形式在公共场所宣讲卫生知识。
1988年2月24日《文汇报》在头版刊发“甲肝日发病人数明显下降”的报道
邓小平那年还来上海过春节
1988年2月10日，一专列从杭州驶入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来到甲肝肆虐的城市。行前有人劝，是否过段时间再去。那时的上海，每天发病人数超过1万例。
那是“谈沪色变”的日子。电视台《医药顾问》编导朱健出差南京，一路上不用检票，工作人员不敢接触，接站人员叮嘱他不要讲上海话。国家体委训练局对来自及途经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实行隔离观察40天。到京开会的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胡锦华被告知，“给你们上海来的人专门留了位置”。
在上海，握手改作揖。吸烟的也不互发香烟了，自己抽烟也改成从烟盒屁股取烟，原从开盖处拿要碰到过滤嘴，不卫生。
记者外出采访，被要求洗手后进会场。在外拍新闻赶不回食堂，吃饭时，摄像掏出不锈钢小盒，装的是酒精棉球，让大家消毒碗筷。家里的变化，就是碗筷必须经过水煮。
就在这时，邓小平要来上海过春节，还要参加除夕的迎新春联欢会。有关部门宣布：演员只在舞台后台，不要与场内领导接触和握手。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说：“这一次小平同志在看完文艺演出后，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向小平同志问好。”
2月16日17点30分，84岁的邓小平走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没坐专用电梯，走的是台阶，场内700多人掌声雷动。演出结束，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邓小平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走到杂技小演员金恣面前时，邓小平俯身亲了她的脸蛋……
邓小平在上海住了14天，2月23日年初七离沪。也就是从1988年开始，他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
市民李达生先生回忆道： “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的消息传开后，处在焦虑不安的上海仿佛轻松了一点，大家期盼着春天早点到来。”谢丽娟说：“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警钟长鸣
一次考验和锻炼
这次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让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
1988年，寒假结束后，上海甲肝疫情渐趋平稳，学校照常开学
1988年甲肝暴发流行，促进了“大卫生”的诞生。上海市甲肝流行，使各级领导了解到一种疾病的流行可能牵涉环保、水产、商业、卫生、防疫、食品安全等多个部门，控制疾病也要各部门共同行动，开始重视“大卫生”。自此上海市成立了“卫生促进委员会”，领导“大卫生”的工作。
卫生部门首先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原则抓好食品卫生，然后动员各界力量，改善环境并对食品生产、流通、贮存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和管理。卫生防疫、医疗临床对疫区发现病例的环境进行消毒，对病例进行抢救、治疗。同时，号召各行各业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及时处理疫情，使得上海甲肝流行在一个潜伏期内得到控制。
1988年3月5日，《文汇报》在头版刊登“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委员对甲肝流行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报道
1988年甲肝暴发流行，也促进了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工作。政府与卫生部门加强了卫生立法工作，使突发疫情处理有法可依。卫生机构加强疫情的预测与预警；加强食品卫生监督与管理；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与应急技术储备，提高了整体防病水平。
1993年起，上海市开展了甲肝疫苗接种工作，根据甲型肝炎发病特点，分别对学龄前、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职校、技校、大学生等人群开展甲肝疫苗接种，提高人群免疫水平，大大降低了全市甲型肝炎的发病率。
从34年前的甲肝
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只要众志成城
上海一定能战胜！
来源：红色之声（ID：hszs1921）综合上观新闻、方志上海、长宁区图书馆等
编辑：董俊成、小能手
审稿：钱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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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34年前上海如何成功应对疫情：5个月确诊31万》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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