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遥县北王家庄村,是王家庄人民公社(乡政府)的所在地,镇村改革后,合并于南政乡人民政府管辖;王家庄村,位于平遥古城正北10公里处,毗邻汾河,与文水县南齐村隔河相望。现有农户1196户,户籍人口4032人,包括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在内,统计口径的常住人口超过八千人;王家庄村,是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区,民营企业发展较快,著名企业有:龙海、五阳、七三〇及正兴铸造等。
1980年,寓于阶级成分的家庭出身成为历史,村民统一为公社社员,不知何故,能彰显王家庄历史底蕴的“楼院建筑群”被“灰飞烟灭”,但不论何故,都不是上等格局的举措。曾在这里的王家庄人民公社、王家庄供销合作社、王家庄高级中学及王家庄七年制小学乔迁新址。失去了沧桑历史参照物的王家庄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年轻的村庄,确实少了点魂牵梦绕的文化底蕴。
说到王家庄村的来历,人们总以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所建。其实不然,当今的王家庄村重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与“洪洞大槐树”毫无关联。这是为什么呢?
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明朝开国后的前47年中,实施了18次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移民,移出人口以晋南为主,晋中、太原为辅,将多余人口或流民移居到省外,而移民于本省的仅1次1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平遥属汾州)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这次移民共计89600人,性质为军屯,迁入地在大同。显而易见,王家庄不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重建的。但是,不止当今的王家庄人,甚至全球的华人移民都认为祖上源自“洪洞大槐树”!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大批山西移民迁入其它地区时,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选择合适身份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大槐树移民作为具有共同乡土情结的移民群体,易于形成社会竞争的团体优势。这种实在的利益,驱使移民后代集体虚构出了祖先的出处。
历史学家葛剑雄曾提出移民“从众心理”说。在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中,不排除有很多非洪洞大槐树移民,其家族史在传承过程中失忆而不知祖先的具体家乡,看到其他家族自称是大槐树移民,便称自己也是;也不排除一些山西移民虽知祖先来自何处,但是为了从众而认同并不存在的“洪洞大槐树”这个虚构的象征性故乡。
究其实质,大槐树移民不仅是一个移民的从众心理过程,更是一个对家乡文化认同的过程。然而,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虚构的洪洞大槐树这一“历史悠久”的共同家园认同传统,其历史一点儿也不悠久。
简单来说,“洪洞大槐树”是民国初年才被指定出来的一个具体地点。清末曾在山东做过小官员的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和同乡刘子林,告老还乡后向当地商人、士绅募捐了390余两碎银子,然后在他认为是古大槐树的地方树碑建坊。牌坊横额两面刻有4首怀古诗,其中一首云:“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但据景大启自己说,大槐树和广济寺早已不存,无从稽考。景大启把本县移民记忆中的大槐树及老鹳窝大写而特写,寓意为抹不掉的思家之痕,放不下的恋乡情怀,并不涉及其他地区的移民。景老先生极尽所能的家乡情怀,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纯粹的人。后儒们却不然,把早在元朝时及之前人们的习俗用语“解手即上厕所”,诠释为被捆绑移民内急时的请求;把亚洲人脚的小指甲上有一分瓣的固有特征,编造成官兵为防止移民逃跑而刀割为记;把山西各府县在明朝的18次100多万移民,都集中于洪洞大槐树下再转运出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除了胡谝就是乱侃!真不知道这些文人雅士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总之,通过最近100年的宣传炒作,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中华民国六年编撰的《洪洞县志》里,创造性地出现了一条关于“大槐树移民”的记录,并言之凿凿曰:“城北的广济寺北面有大槐树。永乐年间,山西人民移居到山东、河南和北平的时候,曾经在树下集结”。从此,这个被景大启认定并被文人雅士用“春秋笔法”渲染了的神奇地点,毫无悬念地成为全球自称“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者的朝圣之地。
既如此,当今的王家庄到底是何时何人重建的呢?
明代洪武到永历年间共计47年的大移民,影响极为深远。经过移民垦荒,生产恢复,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趋向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六、七十年后,明朝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衰败现象,官府一面号召继续垦荒,一面又继续出现抛荒的恶性循环。逃户流民大量出现,并长时间往复循环直至明代最后一朝,跑出去的逃户流民,绝大多数无缘回归故里,只能被安置在新址,这是明朝后期人口大动荡,趋向新的人口分布的又一种迁民形式。
据《平遥县志》载,经过大移民后将近二百年的艰难发展,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平遥县人口达到历史顶峰,即97580人,到万历四十七(1619年)年,人口数锐减为83093人。短短13年,平遥人口不增反降,减少了14487人。究其原因为天灾人祸,但天灾人祸不止平遥一县。
明朝开始乃至整个明清时期,山西几乎无处不灾,从北至南,从东至西,每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旱灾、涝灾、蝗灾、雹灾、霜冻灾害、风灾、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尤其是在盆地平川地区,由于人口密集,受灾更为严重。
其一、寒冷
明清时期,气候十分寒冷,又称“明清小冰期”,使得整个大明王朝陷入冬季严寒之中,尤其是万历八年到崇祯十七年(即1580-1644 ),极端严寒天气成为特种自然灾害。如:“洞庭湖一带冰深达一尺”,“文安冰柱高达5丈”。气候骤冷,不仅带来了冰天雪地,更导致了当时大明朝的粮食全面减产,对北方地区而言就是生死存亡。农业经济衰落,土地沙漠化迅速向南拓展,直接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晋北本来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区域,是太原盆地与蒙古草原的缓冲地带。平遥县所在的山西布政使司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最接近的地方,因此,它所受到的少数民族威胁也是相当大的。因为明代蒙古草原地区便有“时冬寒草枯马饥”之说,许多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抢掠和南下定居是为常态。从宏观上讲,这种常态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微观上讲,这种常态也必然产生为抢夺土地等生存资源而导致的流血死亡,《万历武功录》中明确记载为“当是时三晋尤苦虏骑哉”。
可见,处于冰期气候的时代,少数民族南迁,加重了与当地人的矛盾,一部分人在战争中死亡,一部分人为躲避战乱而迁走;土地沙漠化、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被损坏,使得农耕生活陷入困境,部分人饿死,另一部分人远走他乡生活。原有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所有的人口,完全依靠农业社会的平遥等地居民,失去了支撑农业社会发展的条件,自然也就造成了一批批农民成为流民而前往它地另谋发展。
其二、干旱
《平遥县志》载,在万历年间平遥县一共发生了3次干早,分别是万历十四年的正月至七月,载曰“五谷未种,秋后方雨,民有种麦者,一冬无雪,又旱至次年五月,麦田尽槁。两岁间,饶积之家仅可糊口,余有朝出夕死者,有涂尸割肉而食者。其转沟壑散四方不可以数计,闻之者无不悲痛”;第二次是万历十五年时,“春大早无麦,死亡逃散者甚众”;第三次是万历三十八年,载曰“大早,一粒不收,饿殍载道”。可见,万历年间平遥的这三次干早,几乎每次都导致粮食颗粒无收,甚至出现了“涂尸割肉”的情况。除部分人饿死,而大部分人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逃移他乡,到别处谋生,即“死亡逃散者甚众”。
其三、洪涝
据《山西通志》载:“平遥界至绵(即介休)六十余里,夏秋泛涨迁徙无定。自古至今从无堤堰,而田家堡以上河槽深阔水患尚少,下游永乐村以下平遥、汾阳一代河槽甚浅,其害为甚。”;万历三十二年时,记载到“城北汾水泛涨,径入沙河夏秋二禾尽没,农家失望。”;万历四十一年,又发生水患,且“漂没田苗、房屋极多,溺死者甚众”;万历四十七年,又发生大水,“漂没麦田、房屋甚多”。不时发生的洪涝灾害,也造成了人口的消减。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减少可谓首当其冲,但最严重的莫过于地震。
其四、地震
地震有其周期性,当今的人们对地震的恐惧感来自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有着100万人口的华北工业重镇唐山顷刻间夷为平地。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涉及14个省、市、自治区。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受重伤,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为历史罕见。震后,国家用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总投资为43.57亿元,历经7年的建设,落成新的唐山市。四百年前的明代地震,级数略低,但土木建筑的生存环境,比较落后的社会救济能力,足以使当时的人们魂飞胆丧而流离失所。
平遥县境内陆震断裂带分别是,北北东向的南依涧压扭性断裂和洪善张扭性断裂、北东东向的香乐压扭性断裂和北北西向的桑冀张扭性断裂,这些断裂的存在就是地震发生的潜在威胁。明确记载的有:万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下午8时左右发生的地震,当时倒塌的房屋有数百间;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8时左右,又发生地震,载曰:“屋瓦皆动有声,城垣塌倒数处,是夜又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介休,达到了6.5级。
另外,从《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中我们亦能窥探出当时的情况。如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酉时,大学士沈一贯上言:“迩岁之灾甚多且大,今年雷击太庙树,辽东军器火,浙江邑漂,福建石飞,以至陕西,山西山崩地涌之变,尤为罕绝”。据统计:在万历四年九月和万历五年八月时,大同两次发生地震;万历八年六月,太原地震;万历九年四月,山西蔚州地震,大同镇堡各州县俱地震有声;万历十一年三月,浑源州地震;万历十五年五月,代州振武卫雁门所,太原、阳曲、徐沟、交城同日俱地震;九月时,山西的蒲州,安邑,解州同日地震,声如雷;万历十九年六月,太原府五台等县,交城并地震;十一月,解、绛二州地震;万历二十一年八月,霍州及洪洞县地震有声;二十二年正月,山西宁乡县地震;二月,山西阳曲,平定,定襄皆地震;八月,霍州地震;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大同应州地震;三十三年七月,大同阳高城地震;四十年十月,临汾县地震;四十一年十一月,定襄县地震天鼓鸣。四十四年七月,大同浑源州地震;四十六年十一月,山西巡抚陈所学奏:“代州五台县,保德州偏关、神池,阳曲、寿阳、太原、孟县各损;九月二十九、三十日同时地震有声”。从这里我们发现,当时整个山西都处于地震高发区,不仅是平遥县,各地都常有地震发生。如此频繁的灾害,损害的不仅仅是所记载的房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因此而失去生命的人们,在万历年间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占期间死亡人口的最大比例。通常这种频繁的地震,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大量人口的迁移。由于地质灾害的频发,这里不仅无法继续耕植蓄养,而且已无安定的生活环境,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此期间只能选择逃离。
其它的自然灾害,诸如鼠疫、蝗灾等,既恐怖又恶心,不再敷述。
灾荒发生后,官府也采取了一定的赈济措施,如减免税收,开设粥厂,但从大量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这些救助措施难解燃眉之急。即:“虽蒙我圣上轸念民依,给发帑金数十万两,差买粟米,县城设粥厂,乡村设赈局。究之走死逃亡,枕骸遍野,能相救活者,每村十分之中不过二、三”。
其五、人祸
虽然天灾不断,导致了流民的出现,但是人祸才是流民问题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明朝后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土地兼并现象——几乎从皇权上层到官绅地主阶层,整个跨阶层既得利益者全部将目光锁定在土地兼并上。如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等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各种方式寻求土地利益占有,基层官绅的魔爪更为直接、暴力。据史料记载,明朝皇室土地兼并呈现这样一番景象:“占夺民业,而为民利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贵族、缙绅地主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婪追求,权贵阶层对底层民众的疯狂掠夺、赋役剥削和压榨,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从而导致了流民群体的日益庞大。
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说,流民可以满足用工需求,而资本主义第一需求就是要让农民离开所禁锢的土地,从而实现人口、土地、资金的流转与重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南方较发达地区的流民可以进城务工,以寻找新的谋生场所;水深火热的北方流民则不然,等待他们的只有死里逃生,投亲靠友被安置、到处流窜被逮捕或揭竿起义去造反。
当然,明代也有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老百姓一旦定居一个地方,就不允许随意流动,如果要到其他地区走亲访友或办事,须到官府开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关卡或巡逻的官差逮捕”。这样一套制度,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的随意流动,但是,面对罕见的天灾人祸,这些制度形同虚设。一场场天灾就是一片片山河民众的流离失所与背井离乡,伴随这一灾难现象的就是明朝不断扩大的流民队伍。人们背井离乡,流徙外地,成为自发的和无序的逃户流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换言之,平遥县北王家庄村,背靠汾河,沃野平畴,古往今来即为粮食生产基地,是乡里村堡中的纳税大户,民生无扰;即使遭遇天灾人祸,也是官府的重点抢救工程。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三晋大地成为人间炼狱。冰期、赤旱,并没有毁灭村庄;地震、洪涝,却使该村人地皆失。劫后余生的三晋大地的父老乡亲们必须找到新的落脚点,王家庄以及山西省内假托为“大槐树移民”所建的村庄,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再言之,万历四十六年震中于介体的6.5级大地震,摧毁了该村的基础设施,紧随其后的万历四十七年的大洪水,完全彻底地将该村淹没在一片汪洋中。幸存者几近为零,即使有侥幸逃脱者想再回家看看的,也变身为多年之后带着“路引”的陌生人。冬去春来,沃野平畴之地迎来了被官府安置的由流民组成的英雄们,历史的镜头记录下了这艰难重建的时刻:明代万历朝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春。
总而言之,该村之前的相关信息,无从稽考!当今的王家庄,相传是来自本省的王姓、赵姓、姚姓等家族重建的,以王姓人年长即名王家庄。这三大姓氏随成为本村的坐地户,并运筹帷幄于王家庄人的生活中,其他姓氏及陕西同州府王家沟来的乡党们则是后来者。时光荏苒,又过二十四年,历史的车轮滚动到公元1644年,由英雄的流民们组成的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大明王朝覆灭。王家庄的父老乡亲们走进了大清朝,乾男扎起了大辫子,坤女迈出了小脚丫……
参考文献:
1、论万历时期平遥县人口变化的自然原因 高洁
2、中国流民史 百度百科
3、明朝震撼大移民真相 彭拜新闻 最爱君
4、朱元璋“大数据”治民崩溃后,明朝流民如何泛滥成灾? 堂吉诃德的骑士
5、明初山西人口比河南、河北总和还多25万,为何明中期后就减少了? 烟沙观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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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陕情怀/整理编辑
二O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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