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在398年至494年间是以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区）为统治中心的。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制约这个政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呈现为曲折的轨迹。在制约平城政权发展的诸因素中，拓跋部继承部落遗俗的影响与北魏统治者为排除其影响而推行的措施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由于它们之间的斗争对北魏皇权所产生的作用，使北魏平城时代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代国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当其强盛时，包含了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众多异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代王，由拓跋部的首领担任，但在形式上则要由组成联盟的各大部落推举产生。后来建立平城政权的道武帝拓跋，最初就是被势力较大的贺兰等部推举出来的。而在拓跋本部内，由于社会形态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因此，首领的继承方式虽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又常处于母权制的笼罩下，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
平城政权建立的前夜，拓跋部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要么像祖辈那样，继续以部落联盟的形式驰骋在北方大草原上；要么像其他进入中原的游牧部落那样，仿效汉族典章制度，建立封建化的国家。以曾经流亡中原而受过汉文化熏陶的拓跋为首的一批贵族选择了后者，并因此与力图保持游牧部落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部落贵族势力发生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登国年间（386—395年）持续十年的部落战争。与此同时，拓跋推行了离散诸部的措施。离散诸部并非孤立的法令，而是与拓跋同时推行的分土定居政策相配合实施的，目的是剥夺陆续被征服的部落酋帅对其部落的统领权力，从而将那些部落的部民连同其酋帅在内统统转变为编民。离散诸部措施在拓跋部落联盟解体并向封建集权国家转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促使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组织分解，推动它们的产业由游牧向农耕、半农耕转化，加速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从而也强化了拓跋的统治权力。399年初，拓跋称皇帝，是为北魏道武帝。这标志拓跋部落联盟一贯实行的首领推举制被取消，向着确立封建皇权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从部落联盟转化为封建集权政权，从游牧转向农耕，对于一向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各部落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既违背了部落民的传统习俗，又直接损害了部落贵族的经济、政治利益，因此，虽然大多数部落已经归附于新建的平城政权，但是反叛活动却不断发生。而且，平城政权内的不少贵族又与那些反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在伺机发动政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道武帝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却将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作为当务之急。而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道武帝的原则又与拓跋部旧俗相违背，他要以汉族实行的父死子继制取代拓跋部内传统的兄终弟继制。与此同时，道武帝为了杜绝拓跋部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预统治的现象，还订立了子贵母死的制度。所谓子贵母死，就是在确立储君之时将其母先行处死。道武帝这一残忍的做法终于酿成了一场父子、兄弟间相互杀戮的政变。409年，道武帝将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先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拓跋嗣对道武帝的做法难以理解，他被迫出走，以示抗拒。道武帝不得已，打算改立次子拓跋绍为皇储，于是又拟杀死拓跋绍之母贺夫人。贺夫人遂与拓跋绍发动政变，反将道武帝杀死。历史发展有客观的、内在的规律，矫枉过正与操之过急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报应。
道武帝死后，拓跋绍随即登上皇位。但时隔不久，先前出走的拓跋嗣攻回平城，处死拓跋绍母子，夺得皇位，是为明元帝。道武帝建立的北魏皇权在其长子明元帝身上得到了延续，然而这并不表明拓跋部的兄终弟继遗俗已被废除。因为明元帝虽以长子的身份当了皇帝，但他的皇位是从其弟拓跋绍手中夺取的。像父亲道武帝一样，明元帝也不愿意遵循兄终弟继遗俗，而想将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但是，当时皇弟广平王拓跋连和京兆王拓跋黎尚健在，皇位之争的危机仍然潜存。为了防止身后发生政治危机，明元帝于422年采纳汉族士人崔浩的提议，建立了拓跋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太子制度。他不仅确立长子拓跋焘为太子，而且，同时还命其监国。所谓监国，就是皇帝在生前即将最高统治权力部分地授予储君，让储君与自己同掌国政。这样一来，拓跋焘继承皇位成了既定方针，加上他大权在握，地位自然相当稳固，于是那两位皇弟的继承权被排除掉了。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继遗俗的影响是明元帝与崔浩的一大发明。自此以后，中原惯行的父死子继制名正言顺地成为北魏皇位传承的方式。
明元帝去世后，太子焘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太武帝。太武帝中年，不察因果地照搬明元帝的措施，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一种辅助方式，应属权宜之计。但是，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却将这种权宜之计确定为常务性的制度，这是北魏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一。所以，太子监国制度化后，必然导致皇权运行的危机。太子焘监国时，明元帝体弱患病，而且一年半后就去世了。然而，太子晃监国后，太武帝却仍然年富力强，致使太子晃监国时间长达十二年。时间一久，太子监国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事实上，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麇集而成了；而东宫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了；当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政治危机就爆发了。结果，451年太武帝剿灭东宫集团，逼死太子晃。不久，阉官宗爱伺机作乱，杀死太武帝，操纵了朝廷大政。东宫集团与皇帝均归于尽，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
阉官当道，皇权难以伸张，母权制遗俗却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452年，宗爱势力被镇压下去，太子晃的长子拓跋被拥上皇位，是为文成帝。但文成帝即位时不足十三周岁，被控制在他的乳母常氏手中。如前已述，北魏后宫有子贵母死制。由于丧母的储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抚养，因此由子贵母死制自然地派生出以乳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在母权制遗俗极浓厚的拓跋社会中，储君乳母的干政意识竟然也很强烈。明元帝死后，太子焘的乳母窦氏就曾干预政事。文成帝乳母常氏则又后来居上，较窦氏更为张狂地干政。由于东宫集团被剿灭时常氏保护过文成帝，在文成帝即位后她的地位便飞速上升，权势也急剧膨胀。常氏在后宫之中掌有生杀大权，为了压制文成帝，她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文成帝宠爱的李贵人，然后将被她选中的冯氏扶上皇后的宝座。常氏还将其政治触角伸向外朝，在她的培植下，常氏家族和一批佞臣、阉官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乳母弄权成为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二。
常氏与文成帝相继去世后，即位的文成帝之子献文帝便受制于上文提及的被常氏扶植起来的文明太后冯氏。466年，文明太后一度临朝听政。但为时不久，迫于献文帝背后的宗室势力的压力，她不得不放弃听政之权。不过，权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文明太后首先采取与常氏同样的手段，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献文帝宠爱的李夫人；然后，亲自抚养李夫人之子太子拓跋宏；继而，于471年逼迫献文帝禅位给仅仅4周岁的拓跋宏，是为孝文帝；最后，文明太后于476年杀死献文帝，实现了自己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文明太后以太后之尊去抚养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拓跋宏，其目的在于将这位皇储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之成为自己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究其根源，这一高明的政治手段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乳母常氏因控制了文成帝而能够干政的经验。从发展的脉络来看，太后听政恰恰是在子贵母死制派生出的乳母抚养储君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企图扼杀母权的道武帝的初衷正相反。太后听政是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三，它似乎令人看到了母系氏族时代回光返照的影子。这说明拓跋社会尊崇母权习俗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一有机会就会通过特别的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绝非以简单的暴力手段所能根除。
文明太后的胜利使母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太后听政虽然与拓跋部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从道武帝初建平城政权到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经历时近80年了。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文明太后只能是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代表，而与“女国”时代执政的母后本质迥然相异。然而，文明太后也因此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之中。因为在父子相继已经成为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文明太后无法将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文明太后在执政的15年中作过许多改革，她也曾有过废掉孝文帝的打算，但最终仍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保留了在自己卵翼之下的孝文帝的皇位。490年，文明太后去世，皇权重新伸张。但是，文明太后的阴魂未散，她遗下的势力尚能影响政局。为了尽快改变局面，孝文帝于494年迁都洛阳。北魏的平城时代就此结束。孝文帝的迁都是诸多原因造成的，由于切身受制于母权而力图摆脱旧的氛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北魏建立伊始就踏上了封建化的道路，但是拓跋部遗俗仍不断地制约其发展。排除部落遗俗的影响以完善集权机制，决非短时期内能够实现，这样，平城政权的发展过程必然呈现为曲折的轨迹。对于脱离部落联盟状况不久就面对早已进入封建时代的汉族社会与文化的拓跋部来说，这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是必要的。这正是北魏在平城停留将近一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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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北魏平城政权的演变与发展历程》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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